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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扑克投资家内容团队，马也编辑 | 扑克投资家，转载请联系luyao@puoke.com授权

　　扑克导读：今年1月份的时候，伊朗核计划的制裁已经被解除，解除制裁后的伊朗重新以一块处女地出现全世界面前。伊朗社会急切期待着国外的投资者去伊朗进行投资，同时这个因为制裁而长期游离在世界之外的国家也逐步揭开了它神秘的面纱。上周由扑克投资家参与举办的首届伊朗中国丝绸之路经济贸易与投资会议上，关于一带一路，中伊关系，中伊贸易前景及合作方向，还有长期困扰伊朗的中国商品质量问题等都在议题里，让扑克投资家带你走进这场值得思考的战略对话会议。

　　1865年，英国的经济学家杰文斯曾这样描述过那辉煌的日不落帝国：

　　“北美和俄国的平原是我们的玉米地；加拿大和波罗的海是我们的林区；澳大利亚有我们的牧羊场；秘鲁送来白银，南非和澳大利亚的黄金流向伦敦；印度人我们种植茶叶，我们的咖啡、甘蔗和香料种植园遍布东印度群岛。我们的棉花长期以来栽培在美国南部，现已扩展到地球每个温暖地区。”

　　如果说现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能比肩当年的大英帝国，那么毫无疑问是我们脚下的这个国家了。中东和俄国给我们提供着石油和天然气，南美和澳洲给我们提供着铁矿石，北美和巴西阿根廷给我们提供着大豆和菜籽，全世界的商品，正通过无数航行在五大洲七大洋的中国船队源源不断地运往中国。而中国制造的大量商品，也正通过无数的港口和空中枢纽出口到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代，我们的经济像这般广泛地如同毛细血管一样渗入到全世界。

　　我们一直坚信，巨额的盈利，从来都来自于一个投资者的大格局，不懂格局者，不足以谈财富。而大格局，又来自于对这个国家和民族在全球经济版图中的大趋势的捕捉。

　　近年来热炒的各种“资产荒”，“收益荒”，实质上是投资者的“视野荒”，中国的国内的资金经过长时间的存量博弈，边际收益率已经在不断递减，众多人在红海中已经杀红了眼。不管我们愿意，或者不愿意，都到了一个作出选择的时间节点。我们生活着的这个国家，已经由数十年前那个落后闭塞的国度，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加上欧美近年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新自由贸易主义的旗帜，实质上转移到了中国的身上。在每日涨涨跌跌的K线图之外，有着一个绝大多数人没有了解过的蓝海。

　　扑克投资家从来没有把自己定位为一个每天在红红绿绿的涨跌中追逐的财经媒体，虽然对于那些百年老媒体来说，我们还很稚嫩，但是我们有我们的雄心和抱负，有着对这个国家的一份责任感，位卑未敢忘忧国。我们财富的积累，终归是建立在整个国家于经济大趋势中的积累。

　　对于一个已经以制造和贸易立国的国家而言，怎么样与更多的国家建立通商贸易渠道，怎么样输出更多的货物到全世界，是积累财富最先考虑的两个问题。而对于一个不想拘泥和局限在那些若干个期货品种的财经媒体而言，怎么样用自己作为平台，沟通起更多的中国商人与整个外部世界的联系，是我们一直想要去做的。

　　基于以上的种种，9月8日，扑克投资家参与了中国伊朗商会-上海（IRANCHAM-Shanghai）、TPOIran（伊朗贸易促进局）主办了首届伊朗中国丝绸之路经济贸易与投资会议。这次会议旨在针对“丝绸之路”挖掘新的机遇，寻求新的发展，以及建立和提升中伊两国之间的合作。

　　伊朗驻沪总领事馆商务参赞Ali Dehghani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驻沪总领事馆、伊朗贸易促进局、中国伊朗商会-上海、伊朗航运线、伊朗自贸区、上海中国贸易促进委员会（CCPIT-Shanghai）、上海国际商会(CCOIC-Shanghai)、上海浦东新区商务委员会、浙江省商务厅、义乌市政府、振华重工等单位及企业代表都出席了这次会议。

　　面纱下的神秘国度

　　伊朗古称波斯，其现在的民族构成中，2/3左右是波斯人，98.8%的居民信奉伊斯兰教，其中91%为什叶派，这是伊朗区别于其他伊斯兰教国家（主要信奉逊尼派）的一个很显著的特点。据估计，现在全球大约有15亿伊斯兰教信仰者，其中10%左右属于什叶派，拥有七千八百万人口的伊朗当之无愧为什叶派最核心的国家。这是伊朗独特的现实。

　　尽管伊朗接受伊斯兰教已有十三、四个世纪之久，但它并不是一开始就接受什叶派，在很长段时间里，伊朗主体上是一个逊尼派国家。伊朗接受什叶派不过500年的历史，是波斯人在16世纪的新选项。当时波斯萨法维王朝建立，有意识地选择了什叶派作为国教，一方面是因为萨法维家族崛起的什叶派背景，另一方面，那个时候的伊朗受到逊尼派三面夹击：西边是虎视眈眈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东边是频繁来袭的乌兹别克人，东南边则是印度的莫卧儿帝国。萨法维王朝选择以什叶派立国，得以保持自己独特的国家属性。对内，萨法维王朝以什叶派为正统，强迫大量的逊尼派信徒改宗什叶派，并从叙利亚、黎巴嫩、巴林等地请来什叶派学者教波斯人什么是什叶派。对外，什叶派立国也使伊朗与逊尼派国家的征战具有了圣战的性质。

　　理解这一点，还得先明白伊斯兰教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区别。7世纪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去世后，他的信徒们由于继承权问题发生争执，形成逊尼派和什叶派两个主要派别。逊尼派是伊斯兰教中教徒最多的一个教派，而占少数的什叶派否认逊尼派所拥戴的哈里发作为宗教领袖的合法性，而称宗教的最高领袖为伊玛目。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16世纪崛起时，帝国苏丹接过了早已名存实亡的哈里发的称号，拥有对穆斯林的宗教权威。而此时，波斯是整个中东惟一一个在奥斯曼帝国控制之外的地方，因此，在面对奥斯曼帝国的权威时，从民族上讲，伊朗是不同于突厥人和阿拉伯人的波斯民族；从宗教合法性上讲，伊朗以什叶派为国教，不仅与奥斯曼帝国平起平坐，而且根本不承认哈里发。这样，伊朗便确保了自己的独立性。当然，当时的萨法维王朝并未意识到这一选择对后世的巨大影响。

　　与逊尼派不同，什叶派有一套独特的教阶制度。宗教学者分成若干等级，最高级的就是大阿亚图拉，具有这个级别的人数量极其有限，比如已故的1979年伊斯兰革命的领导人大阿亚图拉霍梅尼，萨达姆倒台后在伊拉克举足轻重的什叶派领袖大阿亚图拉西斯坦尼。而且什叶派宗教学者都是通过学习而“升级”的，就好比写著作，写得越多越好级别就越高，跟政府没有关系，不像逊尼派宗教领袖包括地区领袖是由国王、行政长官任命的。

　　这套教阶制度由两项制度支撑。一是教令发布制。某个大阿亚图拉对某个问题发表看法，所有追随这个大阿亚图拉的什叶派都要听从于他。根据什叶派的规定，所有什叶派信徒必须追随一个大阿亚图拉，这些人对大阿亚图拉的号召是无条件听从的。二是税收制度。所有信徒要把年收入的20%交给自己所追随的大阿亚图拉，即使只有一部分人上交，这也是一笔巨额的财富。反过来，大阿亚图拉再用这笔财富养活追随他的人。

　　所以说，什叶派是高度组织化的，有自身的一套网络和系统，而且伊朗的宗教学者高度政治化，常常对政治事务发表意见。这也是巴列维王朝国王礼萨·汗和巴列维压制宗教的原因，因为宗教是国家在政治上实行中央集权化的最大挑战。到目前为止，可以说，除了伊斯兰传统不是很深的马来西亚，没有一个伊斯兰国家把这个问题解决得很好。

　　波斯与伊斯兰

　　从另一个角度讲，伊斯兰化对伊朗而言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之前和之后的历史是截然不同的两个阶段。在前伊斯兰时期，波斯曾创立了琐罗亚斯德教（在中国称祆教）和摩尼教（在中国称明教）等具有世界影响的宗教。7世纪伊斯兰化之后，伊朗强调的是伊斯兰教的价值观，传统的东西遭到贬低。但另一方面，波斯人的民族主义思想又是非常浓烈的。

　　7世纪阿拉伯人征服波斯后，在征服者阿拉伯人眼中，波斯人即使信了伊斯兰教，也只是“二等公民”。在此背景下，波斯人曾兴起“舒欧布运动”，将波斯文化典籍译为阿拉伯文，并主动用阿拉伯语进行创作，以此证明波斯文化的优秀，并证明全世界的穆斯林都是平等的，去抗击阿拉伯人高高在上的心态。对波斯民族高贵属性的认识在伊朗也一直存在。爱德华·赛义德在《东方主义》中提到，在西方观念里面，雅利安人是优于闪米特人的。其实，伊朗人自诩为雅利安人的心态很强烈。上世纪30年代，当雅利安人种优越论在德国甚嚣尘上时，礼萨·汗立即意识到雅利安的概念对伊朗有利，因为他们才是纯正的雅利安人，于是在1935年将国名由波斯改为伊朗，就是“雅利安人的家园”之意。

　　波斯人一直试图在伊斯兰教的框架内保留并摆正其民族属性，在伊朗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伊朗的伊斯兰教属性和波斯民族属性之间并不是协调融合的状态，一种观点主张强调伊斯兰教属性，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不能因为伊斯兰化而否定波斯民族的传统历史，应挖掘伊朗的民族意识。

　　不管是礼萨·汗效仿土耳其国父凯末尔追求现代化，还是巴列维后来进行的“白色革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去伊斯兰化”，突出波斯人的民族属性。而1979年以后的霍梅尼则是要突出伊斯兰化。不过，尽管伊朗伊斯兰革命强调的是伊斯兰精神，但是伊朗要造核武器、实现强国梦，这是为民族利益服务的。所以，不管是借用西方体制的巴列维王朝，还是吸收西方的体制又冠以伊斯兰教监督的伊斯兰共和国，都是为了实现波斯人的强国梦，都是为波斯人的民族利益服务的。这在伊朗的邻国，尤其是阿拉伯人看来，就是异族异教的崛起。

　　在伊朗，伊斯兰教的属性和波斯民族的属性一直在反复争斗。在历史上，波斯人曾建立了世界上的第一个超级大国（公元前6～公元前4世纪的波斯帝国），在几千年中一再建立强大的帝国，文明发展程度远远高于世界许多地区，其宗教、种族、文化都独立于中东其他国家，而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教在公元7世纪才兴起。自7世纪伊斯兰化开始，伊朗便被牵扯到伊斯兰教内部的冲突中。无疑，这是一把双刃剑。自20世纪初期以来，伊朗始终抱有强烈的现代化梦想，但要实现再次崛起却困难重重。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作为中东国家的伊朗在国际社会中占有举足轻重地位，主要原因不在于其自身实力，而在于其地理位置和石油。毫无疑问，“欧亚陆桥”和“东西方空中走廊”的位置，一度是中东头号产油大国的地位，给伊朗的强国梦提供了极大的空间，而这也是近代以来外部大国觊觎伊朗的主要理由。伊朗本身远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这是因为其特殊的双重属性。

　　正是因为波斯和伊斯兰这两个双重属性，在会议上我们能够明显感受得出，伊朗跟其他伊斯兰国家相比，确实是一个不太一样的中东国家，尤其是在谈论到丝绸之路时，伊朗的官员用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词来形容，那就是丝绸之路，是中国和伊朗这两个“empire”共同拥有的历史记忆。

　　而“Empire”是什么意思？帝国。

　　一带一路，两个“empire”的共同理想

　　国内的一带一路政策，即使是在我们国内，也还是有不少的非议和贬低，但是在伊朗的人来看，这会是一个伟大的政策，根据会议上伊朗人的发言，古代的丝绸之路，既然能把繁荣和富庶从中国延伸到中东，那么现在的一带一路，同样可以实现中国跟伊朗的繁荣。尤其是联合国对于伊朗的制裁，已经完全解除的前提下。

　　从2006年到2010年，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四个制裁伊朗的决议，制裁的内容从最初的和铀浓缩、弹道导弹相关的技术和原料，逐步扩大到旅行限制、冻结财产等经济方面。

　　此外，美欧还出台单边制裁法案，在金融、能源、石化等领域不断“把螺钉拧紧许多”，并敦促日本、韩国、中国与印度跟进对伊朗制裁，警告“任何国家要么与美国做朋友，要么与伊朗做生意”。比如美国规定，自2012年6月28日起，如果某个国家的金融机构继续通过伊朗央行从伊朗购买石油，美国就切断该国所有金融机构与美国银行体系的联系。考虑到美国银行业在世界上的霸主地位，各国也只得跟随美国的做法。

　　国际社会制裁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不断收紧伊朗政权的生存空间，让伊朗民众感受到制裁给经济和生活带来的痛苦，使民众迫使政府在核问题上让步。目前看来，这一目的很大程度上已经达到。国际制裁首先使得伊朗的外汇收入大幅减少。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占伊朗出口额的八成，占政府预算的六成。国际制裁使得伊朗的石油天然气出口额锐减，石油出口目前每天不到100万桶，离400万通的满负荷出口能力相去甚远。而2014年底以来国际油价的暴跌，更使得伊朗的出口收入急速缩水。

　　2014年12月伊朗政府出向议会提交的预算案显示，2015年度伊朗预计收入820亿美元，相比2014年增长8.5%，但考虑到接近20%的通胀率，实际购买力不升反降。为弥补油价下滑带来的收入缺口，政府计划将税收增加22.5%，同时削减26.5%的日常生活补贴。由于政府收入下降，伊朗青年(15到24岁)失业率高达26%，通货膨胀高达40%。为了应对危机，伊朗政府将外汇主要用于购买食品和药品，减少对非必需品的购买。

　　种种压力之下，伊朗终于顶不住了，在核问题上做出了重大让步，在2015年7月14日和安理会五常与德国达成了历史性协议。这一协议最致命的地方在于，伊朗被迫停止制造丰度超过3.67%的浓缩铀，这意味着伊朗在未来10年里面几乎不可能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制造出核武器，伊朗的核计划就此停滞。但是，伊朗最终得以保留超过6000台离心机，而离心机是铀浓缩必不可少的设备；阿拉克重水反应堆也得以保留，且不会改造为轻水反应堆。

　　今年1月17日， 欧盟和美国宣布鉴于伊朗“完全履行了被要求的承诺”，根据2015年7月签署的伊核协议，取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这是伊朗在饱受多年的制裁和封闭之苦后，在“伊斯兰革命”后第一次获得了一把通向国际社会的钥匙。这是伊朗历史上的重大时刻。

　　而在本次会议上，伊朗的总领事Irvash说了一句非常意味深长的话，那就是在制裁期间，伊朗因为经济上的困境是不得不与一些国家进行合作，但是，在制裁之后，伊朗依旧选择了中国作为合作的伙伴。而伊朗E-SAIL公司总裁Shahbaz则非常激动地说，当年美国因为核问题制裁伊朗，切断他们对外跟其它国家银行系统的联系，不让他们的船停靠在其它国家的港口，也不让他的公司在全世界其它地方从事贸易，导致他的公司一批又一批的老客户不断流失，在濒临破产的困境中挣扎。他很感激，在全世界都选择对伊朗关闭的时候，only，only one country选择了跟伊朗站到一起，那就是中国。

　　伊朗领事馆总领事A. Irvash 先生

　　有理想去相信，现在已经解除制裁的伊朗，跟中国之间的贸易额，毫无疑问是会继续增长的。但是会上，伊朗领事馆的参赞Dehghani提到了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那就是流入伊朗的中国制造商品的售后和质量体验不佳的问题。

　　中国制造与伊朗进口商的困境

　　参赞Dehghani的抱怨并不是一个孤例，在伊朗工作或生活的每个中国人几乎都听过伊朗人关于“中国商品质量差”的埋怨。然而，造成这个普遍印象的罪魁祸首并不是中国制造商，而是那些远赴中国采购的伊朗进口商。中国出口的商品质量有三六九等之分，只要付得起足够高的价格，总能买得到质量非常好的中国制造的商品，而伊朗商人在义乌等小商品市场采购时总是货比三家，大力压价，为了获得更多利润而不顾商品的质量。这些“质量差”的商品进入伊朗市场后，又被黑心的伊朗商人冠以高价出售。当不知情的普通民众花费相对高的价格将这些“没用几天就坏了”的中国商品买回家后，无处诉苦，去找卖家退货时，精明的商人自然不肯接受，纷纷将责任推到“中国制造”上。于是，“中国制造”就这样背了黑锅。

　　伊朗人对中国的误解源于一直以来西方对国际话语权的控制。在西方舆论下，我们一直被塑造成“抢占他国市场的先锋”。由于廉价的劳动力，中国商品一直具有强大的竞争力，但作为进口国的国民，伊朗人感受更多的是压力与恐惧。作为中国人，我们当然为中国商品“走出去”的成就骄傲；但站在伊朗人的角度，也不难理解我们带给他们的恐慌与被剥夺感。

　　义乌市委常委、副市长熊韬在会议上的发言提到：“从2013年到现在，义乌陆续开通过了到阿拉木图、马德里、伊朗德黑兰以及俄罗斯和阿富汗的铁路货运班列，建立了直飞香港、韩国、泰国的机场开放口岸，同时加紧和日本、俄罗斯商谈直飞航线。在传统公铁联运、海铁联运基础上，提高义乌港和宁波港的一体化程度，大力发展物流业。义乌的发展正是因为在改革开放初期，抓住了大势，从而成为今天的世界小商品之都。“一带一路”对中国各个城市和企业来讲，不亚于一场新的改革开放。在“一带一路”机遇面前，大家都应结合自身特点和优势，找准和“一带一路”的契合点，扩大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抢占对外合作的战略高地。”

义乌市委常委、副市长熊韬先生发表演讲

　　但是如果根据伊朗参赞所反映的问题，会不会其实义乌制造已经不太适合新时期下的中国对外贸易？这个问题非常值得我们去思考。

　　在过去的数十年，我们已经往全世界销售了大量的初级廉价商品，但是这些初级和低级的廉价商品已经不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甚至已经对中国在世界其它地方的形象造成了负面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还应该继续大量出口义务小商品吗？

　　实质上，由于中国工业化起步较晚，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都没能赶上，导致在这两次工业革命发展过程中的很多关键技术是没有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的积累的，但是在互联网革命的时候，中国不但没有错过，而且在社交，电子支付和电商行业都有不少企业超过了美国的同类企业，甚至中国这些互联网企业提供的服务更加方便和人性化。

　　对于一带一路这个大政策来说，光输出器物而不输出文化，会成为一个致命的弱点，而只有输出优秀的已经经过全世界市场检验过的互联网企业和它们旗下的软件，才可能承载得起中国文化和中国意识形态的在一带一路沿途国家的传播。

　　从这个层面，可能义务市政府不单止应该考虑帮伊朗商人发展物流，更应该帮他们发展物互联网上的沟通体系和交流体系，使更多的国家能够融入中国的商业体系和文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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